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徽商文化 | 徽商的四大精神

文章来源:    点击量:100    时间:2018-06-13

徽商是一段历史,是一个经济现象,也是一个文化现象。相对于“新徽商”而言,历史上的徽商可以称为“老徽商”。老徽商崛起于明代中叶,他们为什么能够在商场上成为赢家?为什么在明清时期达到辉煌?其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,但是,他们是内在精神可能是最重要的因素。对老徽商的积极的、有价值的精神予以总结,对于启迪今天的“新徽商”如何走向成功、如何创造新的辉煌,应该是不无裨益的。

徽骆驼:徽商的吃苦精神

徽商精神的形成,与徽州独特的地理和生存环境有着密切联系。

徽州是一个山区,山峦叠嶂,川谷崎岖。多山的地理环境,必然给这里的人民带来不便,乃至生存的困难。另外一方面,人口又在不断增加,环境和生存的矛盾越来越突出。解决这一矛盾的出路在哪里呢?就是走出徽州,去经商。徽州有一首流传很久的民谣:前生不修,生在徽州,十三四岁,往外一丢。

经商意味着漂泊,或者在山岭间跋涉,或者闷坐舟中。遇到旅店就寄宿,三餐茶饭伴愁眠。更有甚者,是他们在经商途中充满了风险。亏折、赔本,当然是从商难免的功课,而身家性命也往往有不测的危险。这一点,我们只要看一看明清小说的描写就可以了解。《初刻拍案惊奇》卷二十四《盐官邑老魔魅色会骸山大士诛邪》写一个徽商来到燕子矶弘济寺,看到寺院楼阁颓坏,愿意出三十两银子为之修缮,岂知寺僧起了坏心,将他杀害,将他携带的500余两银子据为己有。小说当然不是历史,但是,它们是生活的折射和反映。在信息不畅通、行政管理有着大量空白地带的社会,图财害命的案件经常发生,徽商携带金银,难免会招来杀身之祸。

徽商的吃苦有许多动人的故事。明代婺源李魁,在未发迹之前,因为家计贫寒曾经仰天呼叫:大丈夫难道真的要为有个上千两的钱财而犯难吗?经商是贱行,大丈夫不屑为之,但也不能永远贫贱呀!于是,他和祖母商量,想筹措点经商本钱,却一点都筹措不出来。他想了一想,家里只剩下了卧室一间,就将它出卖给族人,只得到十两银子。他就带着这点银子前往南京营商,一点点地积攒,不惮烦劳,终于有了积余,也终于能够买田宅了。

成化年间的歙县人江才也是如此。父亲在他3岁时就去世了,家境不好,他跟随着哥哥做点小本生意。他经常感叹:我想耕田,家乡田少,若是碰上灾荒更不可为,务农是不行了。我想经商,家里底子薄,没有资本,经商也不成!他的妻子郑氏从容地劝他:乡人十个有九个都去经商了,你怎么能因为家里底子薄就不去经商呢?于是,她用自己的衣饰资助江才经商。几年后,江才就致富饶益

清代祁门的倪尚荣,七岁父亲就去世了,家境也十分贫寒。稍大一点,他就砍柴以奉养母亲,久之,他慨叹道:终身砍柴怎么能度日呢?正碰上大乱时候,粮食昂贵,不得已,他就去学做船夫。久之,他又慨叹:这哪里能够养家糊口呢!于是以一点点积累起来的本钱学经商。他往来于鄱阳湖和祁门之间,不避艰险,终于改变了贫寒的境遇。

的确,从明代中叶开始,徽商的富有已经让人们羡慕不已了。但是,在他们富有身影的后面,却是一路艰辛,满腹凄楚。对于这些,更多的人似乎是看不见的。

山外有天:徽商的开拓精神

当第一批徽州人经商成功以后,第二批、第三批徽州人陆续地走出了徽州的山岭。他们的生意越做越大了,他们所走的路也越来越远了,早在明代,他们的足迹就遍及全国各地。万历年间的《歙志》记载道:今之所谓都会者,则大之为两京、江、浙、闵、广诸省;次之而苏、松、淮、扬诸府,临清、济宁诸州,仪真、芜湖诸县,瓜州、景德诸镇。。。。。。故邑之贾,岂惟如上所称大都会皆有之,即山陬海?、孤村僻壤,亦不无吾邑之人,但云大贾则必据都会耳。

万历年间的《休宁县志》说,徽商藉怀轻赀遍游都会,因地有无以通贸易,视时丰歉以计屈伸。诡而海岛,罕而沙漠,足迹几半禹内。

徽商许秩的经商路线更曲折,也更加显示了开拓精神。他是歙县人,生活于弘治嘉靖时期。成人之后,他首先是和其他人在河北经商,碰上河北饥荒,他就带着积蓄回到家乡,在其曾祖父的许可下,他又外出,南到福建、广东,北到兖州、冀州一带,十来年后,已经很富有了。他还不满足,又从山东青州前去湖南,第二年,他又从湖南北上,这样一来一往的贩运,让他赚了一大笔。当次年他从山东归来的时候,他已经成为乡里最有资财的人了。这个时候,算起来他离家已经二十年了,可他回来才2个月,又要出门。有人劝他:你年纪大了,该在家乡享受田园风光了,何必再去经历艰难险阻呢?他不听,继续在外经商。有一天,他读《货殖传》,看到四川人善于商贸,而且也善于享乐,他就动了兴致,买船溯流而上,一路上他饱览了川峡风光,又将四川的物产运到山东一带,来回两趟,获利更多。他回答劝他安享晚年人的话:男子生而桑孤蓬矢以射四方,明远志也。吾虽贾人,岂无端木所至国君分庭抗礼志哉!且吾安能效农家者流,守鎡基、辨菽麦耶?他经商除了获取资财外,更重要的是实现自己的远大志向。他不愿意安享田园闲适的生活,即使年纪已大,仍然还要奋斗一番,这大概是可以称得上具有开拓精神的了。

随着商业的扩大,徽州人已经不满足于在中国之内发展自己的商业了。他们开始拓展自己的活动空间,发展起海外贸易。明朝政府并不鼓励商人发展海外贸易。相反,还制订了海禁政策。这样一来,徽商的海外贸易带上了走私的性质。

尽管如此,徽州商人还是大胆地闯世界了。较早在江浙沿海从事海上贸易的是歙县的许辰江、许本善等人。嘉靖年间,许辰江就航大海,驾沧江,优游自得,而膏沃充腴,铿锵金贝,诚古逸民中之良贾也。稍后,号称许村四兄弟的许松、许栋、许楠、许梓将海上贸易做得轰轰烈烈起来。他们先是到泰国、马六甲一带经商,并把葡萄牙的商人带到中国。他们又前往日本贸易,也把日本商人带到中国。在从事海外贸易的同时,他们和其他的海商结成团伙,不断地扩大自己的势力,逐渐形成了以许栋为头目的海商集团。

提起海商,不能不让人想起汪直。汪直是歙县人,又名汪五峰,号五峰船主。他讲义气,智谋善断,年轻的时候曾经和乡人一起经商,嘉靖十九年,他和乡人一同到广州,建造大船,将硫磺、丝棉等违禁之物贩卖到日本、暹罗(今泰国)等地。嘉靖二十一年,他在日本的平户建立起贸易基地。与此同时,他又加入了许氏集团,担任管库,由于他多谋善断,才能出众,为许栋所器重,逐渐成为该集团的头目之一。许氏集团被朝廷消灭后,汪直将残部收拾到自己的旗下,组织成新的海商集团。他以舟山烈港为基地,打败了陈思盼海商集团,从而取得了东南沿海贸易的控制权,成为人数最多、势力最强的海商集团。

徽州海商是一个值得重视的历史现象,又是需要我们具体分析的历史现象。从陆地走向海上贸易,说明徽商已经不满足于国内市场,同时积极开拓新的市场,表现了徽商的开拓精神。明朝廷的海禁政策限制着他们的海上贸易无疑是封闭保守的,但他们招引倭寇,抢掠百姓,危害东南沿海的安宁,又是很不明智的行为。

大智若愚:徽商的诚信精神

在传统中国,诚信是一种伦理原则。从《论语》开始就不断地强调着。人而无信,不知其可也。大车无靰,小车无輗,其何以行之哉!”(《为政》)他主张敬事而信谨而信(《学而》)“信则人任焉(《阳货》)儒家的五伦就包括了一个字。可见它是非常重要的伦理原则。遵循儒家文化传统又非常精明的徽商,大多数都很讲究诚信,并且留下了不少的记录。

人宁贸诈,吾宁贸信。终不以五尺童子而饰价为欺。久之,四方争趣坡公。每入市,视封识为坡公氏字,辄持去,不视精恶长短。(《古歙岩镇东堪头吴氏族谱?吴南坡公行状》)歙县岩镇出了不少商人,吴南坡是其中的一位。他有自己的经商格言,那就是人宁贸诈,吾宁贸信。凭着这个信条,他在市场上获得了自己的信誉,人们只要看到他的标记,不管实际质量的好坏和斤两的多少,都抢着购买。人宁贸诈,吾宁贸信,这八个字可为吴南坡的金针,也是很多徽商发财的金针

胡荣命,字希禹,(黟县)西川人。仁厚长者,贾于江西吴城、贾五十余年,临财不苟取,遇善举辄捐赀为之,名重吴城。晚罢归,人以重价赁其肆名,荣命不可,谓:彼果诚实,何藉吾名?欲藉吾名,彼先不诚,终必累吾名也。胡荣命经商50余年,不义之财不取,碰上需要行善的事情就捐助,所以在苏州很有点名气。由于他经营有道,他的店名已经成为一个金字招牌。当他晚年不再经商后,有人要以重价买他的店名,他却拒绝了。他的道理是:你如果诚实,就可以赢得顾客,何必借我的店名?不靠自己诚实赢得顾客,却想借别人的店名发财,这种想法和行为已经不诚实了,如果把自己店名卖给这样的人,最后必将损了自己店名的声誉。 

在大量的徽商传记里,我们往往可以看到徽商把诚信看作经商策略的话语。清代道光年间,黟县商人舒遵刚说:生财有大道,以义为利,不以利为利。他还说:钱,泉也,如流泉然。有源斯有流。今之以狡诈生财者,自塞其源也。今之吝惜而不肯用财者,与夫奢侈而滥用财者,皆自竭其流也。……因义而用财,岂徒不竭其流而已,抑且有以裕其源,即所谓之大道也。在这里,他是用义利的概念来阐发其观点的。义,当然包括诚信。在这位舒遵刚看来,义其实就利之源。钱财总有其来源,狡诈生财,就自己塞住其来源;而奢侈和滥用钱财,则是自竭其流。因此,因义生财,实际上是让源头丰裕,这样去经商,才算是懂得了大道

这可能是经商成功的一条潜隐而具有支配性的规则。遵循这个规则,也许在一个月乃至一年内难以有大的经济效益,但也许2年、3年下来,信誉逐渐建立,财源就该滚滚而来了。在这个层面上看,诚信确实不仅仅是传统伦理的问题,而是战胜商场的大智慧、大策略了,借用老子的话,就是大智若愚

“贾而好儒”:徽商的崇文精神

地处江南群山中的徽州,浸润着浓厚的儒家文化传统。

从中原迁徙到徽州的移民无疑都携带着儒家文化的基因。它们保持着宗族的组织结构,传承着儒家文化的血脉。宗族是传播理学思想的重要渠道。它是一种社会组织,它的控制者多为崇奉理学的乡绅。无论是修建祠堂、编纂家谱、祭祀祖先,这些行为既强化着宗族观念,也强化着理学家所提倡的“忠孝节义”的思想观念。在祭祀活动中,徽州的宗族尊崇的是朱熹撰写的《家礼》;在族规族训里,反复强调的也是理学家所倡导的各种道德准则。这些观念和准则通过组织化的宗族传递到了民间,成为支配整个徽州社会的思想。

儒家思想,是积淀于徽商文化心理结构中的因子;徽商的文化性格以儒家思想为核心。审察有关徽商的文献记载,他们的文化性格就凸现在我们的面前:他们的身上有着浓厚的伦理色彩。徽商传记里,有很多的“事父并继母极孝”、“母早故,事父与祖母极孝”之类关于“孝”的记载,有很多的“周急济荒”、“赴人之急”、“慷慨尚义”乃至“见义勇为”之类的评价,有很多的“重然诺,敦信义”“待人接物,诚实不欺”之类的描述。总之,他们是道德君子,他们是伦理的化身。——他们是完全符合儒家文化标准的人。

由于徽州教育一直很发达,不少人小时候都读过书,但因为生活所迫,不得不走上经商的道路。清代婺源县的董邦直就代表了相当一部分徽商的人生道路:先“业儒”——读书,后不得不经商,在经商的同时仍然读书不辍,最后在文化上还小有建树。他弟兄五人,本来都读书,但家庭生计需要他经商,在奔走之余,他没有丢掉书籍和爱好,借着经商足迹,他广交名流,自己也不断创作,编有诗集四卷、词集三卷。徽商是商人,但他们醉心于文化;他们是商人,却曾经读书。他们有很重的商人气,但也不乏书卷气。

徽商知道,“士”比“商”高出更多,让自己的子孙读书、做官,才是他们最可观的收益。因此他们发财之后,在投资教育上豪不吝惜,他们有的设立塾学,广请名师,以培养自己和宗族内的子弟,从而光大宗族。有的还设立义学,为贫寒的子弟提供上学读书的机会。从兴办塾学、义学到捐助县学、书院,他们出力最多,甚至还资助参加科举考试的学子路费、试卷费用等。正因为如此,徽州自宋代以来,社学、塾学、义学、县学、书院一直保持着稳定,在清代康熙年间,徽州的社学有462所;除了每县都有县学外,还有书院54所。真是十里之村,不废诵读之声!

徽商留给我们的就是这样一个背影。他们不像莎士比亚笔下的精明、嗜钱如命的威尼斯商人。他们是商人,似乎又不是商人。除了比别人有钱,他们从本质上看,仍然是传统文化中的个体。他们的身上,积淀着太多的传统文化的成分。与其他地方的商人相比,传统文化在徽商身上的烙印更深,更明显。

 
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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